历史上有哪些惊世骇俗之人
楚汉时期的蒯通！
此人在历史上真正大放异彩只有两次，但是每次都光芒万丈，惊世骇俗！第一次是陈胜吴广手下的武臣攻打河北之地，蒯通先游说范阳县令徐公，对他的处境进行分析，指出守城和迎武臣的利弊。随后他又对武臣进行游说，以战略眼光劝说武臣以礼接待徐公，这样河北秦吏所占之地都望风而降。武臣和徐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另一次是韩信占领齐地之后，蒯通劝说韩信为自己的将来谋划，自己称王，使楚汉之争变成三国之势。韩信由于缺乏政治头脑，思虑良久后没有听从蒯通的建议。而后韩信被诛杀。
蒯通这两次出现都是极为通晓人性，劝说别人都是以别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对韩信的劝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简直是说透了君王之道。蒯通虽然没有立下多大功劳，但是这两场游说堪称顶峰。这两次的出场足以使蒯通名垂青史！
中国历史上的惊世骇俗之人，最伟大的当属明朝王阳明。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最为杰出的只有两个半人！这两个半人分别是：孔子和王阳明，加上曾国藩（半个）。也有人说：中国历史之中，文人用兵当以二人为最。这二人分别是：一是诸葛亮，一是王阳明。
明史上曾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也就是说：明朝一代，既是文人、又善于用兵的，没有超过王明阳的。
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王明阳（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阳明心学实为一门圣学，他站在以人为生命主体的立场上，主张通过致知格物、诚意正心的存养功夫，以力求去除私欲，逐渐明了天理，即“明明德”，也就是达到他所谓的至善。至于他的修养功夫，则需时时保持对自己内心的警戒，如一个密探时时监视自己的内心。时时记住要“为善去恶”，使自己的心灵归于廓然大公的干净清明境界，逐渐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智慧。这样活着似乎很累，却是实实在在的修养功夫。
王阳明的一生就是知行合一的人生，也是爱国爱民的一生。他为国奔波，为民征战。以文弱之身征伐千里，讨逆平叛，一生就是为国为民活着的。
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一朵怒放的鲜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学习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中受益匪浅。除了中国外，他的心学还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
如果当代中国以心学贯彻于每个人的学习生活，中华民族将会取得无法匹敌的成就。
吴起杀妻求将，白起坑杀降卒！
吴起为了能够在鲁国领兵，将陪伴数年的妻子杀死表明决心，吴起最终成为将领，并指挥鲁国军队击败齐国军队，但鲁国的儒家学者，与鲁国君主都不敢再任用吴起，担忧吴起残暴甚至弑君，吴起只能离开鲁国，辗转列国谋求机会。
吴起杀妻求将，其实换个角度看，是忠义两难全，在鲁国生死存亡之际，吴起选择回馈国家恩情，而搁置朝夕守护的妻子，这个悲剧的源头是鲁公的猜疑，而正是鲁国对人才的质疑，使鲁国从东方大国沦为附庸之国，但却不能被世俗所容忍，即便魏文侯也迟疑许久才启用。
白起素以“杀神”为名，在长平之战前击败列国数十万，但战场正面对决无可厚非，然而长平之战赵括身亡后，秦军诱降赵军却坑杀，令世人见识到白起失信，也令列国见识到秦国血腥，以至于秦国围攻邯郸，信陵君本着唇亡齿寒救援。
秦国虽赢得长平之战，然而秦国国内粮饷短缺，虽然赵国战俘是劳动力，但白起目标是攻破邯郸，一举灭亡中原霸主赵国，忍辱负重杀害四十万降卒，没想到秦昭襄王掣肘，强行令白起撤兵，白起既失信于天下，又未能立下盖世功勋，秦昭襄王命白起出征，白起宁愿自杀以谢天下。
吴起与白起所做虽惊世骇俗，细想都以国家大义为重，担负千万家庭希望，他们用战绩缔造传奇。
历史上真实的北魏太武灭佛是怎么回事
北魏太武帝灭佛主要有两个原因：道、佛教之争；佛教严重影响了当时政权统治。道、佛教之争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虽然起源很早，但是进入中原地区却相对比较晚，能够全面被中原宗教文化所接受还是在五代十国时期。
佛教传入中原，其实对华夏文明有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作为一种新兴的宗教形式和文化传播方式，佛教对于华夏文化和文明有着很重大的补充和融合作用，甚至在唐代佛教对于政权统治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佛教是外来宗教，虽然加入了中原的宗教文化，逐渐的趋向于本土化，但是它的教宗、教义又与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有着或多或少的冲突，这其实非常的正常，任何的宗教都有各自不同的述求和主旨，两种不同的宗教能融合在一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任何的宗教其实争取的都是——教众。
十分遗憾的是，当时北魏太武帝的重要宠臣崔浩是个非常铁杆的道教徒，他出身权贵，历经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在朝中势力强大，他深受太武帝的信任，关键是崔浩结识寇谦，接触了道教，并且热衷于道教传播。
北魏太武帝本来就对佛教不感冒，又有崔浩在中间起了作用，北魏灭佛的主观因素就埋下了。
五代十国时期，佛教对中原文化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对政权的影响很大，佛教进入中原后，由于新奇的教义以及先进的宗教理念，让上至帝王，下至平民都奉若神明，在各个政权的支持下，佛教的地位很高。
所有的寺庙不用缴纳赋税，所有的僧侣不用服兵役，所有的佛教资产不被朝廷所控制和支配。到了北魏太武帝逐渐统一了中原地区，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和柔然对北魏进行入侵和骚扰。
北魏太武帝进行对北战争的时候，发现北方地区大部分政权资源居然无论调动，寺庙资产不用上税，所有青壮年为了逃避兵役，大部分剃发为僧，重要的是佛教在民间影响力太大，严重的威胁到了政权对当地的影响。
事件还原：公元438年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下旨：“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于是一时之间，几乎所有的佛寺都被士兵冲击，寺中僧侣被捕、寺中佛像被毁、寺中经卷被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
事实上北魏统一北方并没多久，中原各地的战火刚刚熄灭，一切都处在百废待兴之际，那为何拓跋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着急的向佛寺开刀呢？在回答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佛教的起源以及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迦毗罗卫国，创始人一般认为是释迦摩尼。而后大约在汉朝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公元68年，明帝刘庄在洛阳兴建白马寺，这标志着佛教在中国彻底的扎根。而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的佛寺最多的时候达到1367座，而在南方的南京城内也有着数百座的佛寺。
唐朝诗人杜牧曾在《江南春》中有这样的描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南朝寺庙之多、佛法之兴盛，而这一切和帝王提倡佛教的政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皇权与佛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辅相成，皇权依靠佛教巩固，佛教依靠皇权生存。
佛教的传入对古中国的影响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
苏轼是文人，如果杀苏轼就动了当年宋太祖立下的“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这是所有文官集团所不能容忍的；
公元1068年，宋神宗登基，宋神宗为了实现汉唐荣光，立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要富国强兵。但是王安石本人过于拗执，措施非常激进，引起朝野议论纷纷。此时苏轼上疏批评王安石有些策略中过于激进的方式，于是给一些新党人员记恨，开始罗织罪名给苏轼好看。
苏轼也看到了自己在朝中没有立足之地，开始上疏请求外放，并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后来苏轼又去了密州、徐州和湖州等地，见到了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端，开始上疏。在湖州的时候，苏轼在《湖州谢表》中写道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面就说了苏轼要与新党对着干了。本来新党就看他不爽了，他外放了也是眼不见为净，现在好了又来惹事，好就专门来搞你。
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苏轼的好友沈括在下面视察新法的时候发现了苏轼的诗稿，首先呈现给宋神宗，宋神宗没有重视。不久，苏轼的《湖州谢表》上疏之后，百官开始弹劾苏轼，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其“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就是说苏轼妄议朝廷，两面人之流。
苏东坡一向嫉恶如仇，心胸直爽。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调任湖州，他也按照惯例，书写了谢恩奏章。就是他所写的奏章中的某个词，而得罪了一个御史，最终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御史台监狱被称为“乌台”，所以这一事件被称作“乌台诗案”。苏东坡后来逃过这一劫，是因为他写给弟弟的两首诀别诗的缘故。
事情是这样的：苏东坡被关到监狱中后，他的儿子每天都去监狱探望、送饭。苏东坡与儿子约定，平时只许送疏菜和肉，如果有坏消息，才能送鱼。有一次，他的儿子有事，便将送饭的任务交给了朋友，但忘记告诉朋友他和父亲的约定。而那一次他的朋友送的刚好是蒸鱼。
苏东坡见后大惊，知道自己可能凶多吉少。便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诗写得极为悲惨，但又不忘感谢皇恩浩荡！～因为按规定犯人写的任何东西，狱卒都要交给监狱最高层查阅。最终传到了皇帝手中，皇帝看后大为之感动，后来苏东坡得以幸运！
乌台诗案”缘由
“乌台诗案”的出现其实和苏轼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苏轼一向嫉恶如仇，遇到不平时的事，他总是不吐不快。
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调任湖州。按照惯例，到任后，要写谢恩奏章。
问题就出在了这份奏章上，他写了这样的几句话：
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赔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里出现了“新进”这个词，这个词在当时指的是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这样就得罪了那些“新进”。
其实就是新旧二党激烈斗争。
苏轼在熙宁年间相继被旧党领袖张方平，司马光举荐为谏官，相继为新党所否（就是王安石）。谏官相当于皇帝身边的顾问，对皇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苏轼当时还是“小年轻”，斗争经验太少，容易被大佬们当作枪使。在苏轼被否谏官之后，苏轼相继给神宗上了二个折子，一是《谏买浙灯状》，说宫内买浙江宫灯太浪费钱，建议停止，祖宗认为很多，就从了；二是《上神宗皇帝书》，皇帝听取建议让苏轼异常感动，连忙上了第二封，这一封简单来说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
这就是苏轼与王安石的主要矛盾，在王安石相继将张方平，司马光赶出京城后，苏轼没有大佬撑腰。
熙宁四年（公元 1071 年）苏轼被外任为官。
至元丰二年（公元 1079 年）其在湖州被以诗文罗织罪名所诬前，苏轼已经杭州、密州、徐州三地，且多有治绩。苏轼移知湖州，按照惯例需向朝廷上表以谢，其中有云“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新党言官却以此为由、借题发挥，并向神宗弹劾苏轼。
其实在这之前，变法已经变味了。
熙宁七年（公元 1074 年），因多方压力且时值天象有异，神宗便命王安石修改新法，同时其自身也对新法产生怀疑，王安石只得请辞相位。
四月，王安石正式罢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推行新法。但不料吕惠卿得用之后，吕惠卿擅改王安石已定之计划，且吕想完全取代王安石。
熙宁八年（公元 1075 年），王安石再临相位。由于王安石生病，再加上熙宁九年（公元 1076 年）王安石爱子王雱又英年早逝，王安石心恢意冷，再次罢相，从此隐居金陵，直至去世。
中国汉地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难，四位有为皇帝为何要执意打击佛教
佛教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人心的蛊惑。
和平时期，佛教寺庙广开山门，收拢土地，成为最大的地主，高利贷主。而天下大乱时，佛教寺庙又关闭山门，依据储备的粮食与私兵武装生存。
此外，佛教吸纳大量人口出家，不事生产，不缴纳税金，导致国家政权编户减少，国力相对衰落。
同时，寺庙日常欺骗善男信女，汲取他们的供奉，导致底层百姓越发贫困。
最令统治者不满的是，梁武帝笃信佛教而四次舍身同泰寺，缴赎身费四亿钱，可和尚在梁武帝受难时观望，令其饿死。这令很多君王对佛教有极大恶感，反佛就成为必然。
历史上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灭佛运动，都是当时皇帝下旨，政府带头动手，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五代时期的周世宗柴荣。
他们几位皇帝的灭佛动机有类似却也不同。如唐武宗的灭佛诏书讲得明白，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而其衣食住行都需要社会无偿供奉，寺庙廷舍招摇豪华，装饰过分考究堪比皇家宫殿，晋宋齐梁等朝物力疲敝，国势衰微都是由此造成。
四次灭佛运动是不是都如唐武宗所说的那样，佛教耗费的社会资源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至少唐武宗的灭佛动机并非像他诏书里写得那般冠冕堂皇。
唐武宗本人信道教，他的股肱重臣李德裕也崇信道教，武宗整天想有朝一日能够“天外飞仙”。上有所好，下必趋之，那些御用道士趁机诋毁佛教，蛊惑皇帝说就是国内因流行佛教，挡住了武宗成仙的修行气数。武宗听信道士们的忽悠，下旨毁佛，拆庙建观，毁了佛但又肥了道，并没有节省国家有限的资源。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的灭佛动机和唐武宗相似，当时北魏从皇家亲贵，公卿大夫到黎民百姓和贩夫走卒笃信佛教不计其数，可太武帝得力的宠臣崔浩偏偏信奉道教。太武帝执政期间对崔浩言听计从，崔浩也确实是一位精于国事的战略家，为北魏的政权建设和太武帝的霸业立下过功勋。
崔浩自己笃信道教同时又在太武帝耳边讥讽佛教，拓跋焘在全国禁佛杀僧，毁灭佛寺。崔浩的这种做法也得罪了广大贵族诸王和大多数普通人，后来崔浩因为主修北魏国史，丝毫不避讳内容，被政敌们逮到机会，王公大臣纷纷上书弹劾崔浩，太武帝诛杀了崔浩全族。
北周武帝宇文邕和后周世宗柴荣这两位皇帝在他们所处年代中绝对属于英明神武，出类拔萃，能够相提并论。他们都胸怀统一中国的壮志，事实也是如此，两位皇帝亲冒锋镝，披坚执锐，一步步在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
但他们面临的也是相似问题，社会各界事佛成风，寺庙广立，出家人无序地增多。众多的僧尼不承担徭役和赋税，只消耗国家财富而没有产出，甚至出现了有钱人为了逃避徭役和赋税而“出家”的状况。
久而久之，造成强壮男丁的流失，社会生产力下降，征兵困难，国家税赋日益枯竭，这种社会现象和进行统一战争的国家战略发生了严重冲突。周武帝和周世宗都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抑制佛教的决定，拆毁寺庙并禁止私自剃度出家，及时改善了兵源不足和堵住了税收漏洞。
这些就是史称“三武一宗”灭佛运动的基本情况。
历史上有四次大的灭佛运动，称为三武一宗。其原因主要是佛教和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发生对立冲突。以前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也曾经检讨过，认为那时佛教自身太不检点而奢靡。但我认为佛教本身的教义是好的，只是被许多和尚引向了歧途，政府应该善加疏导，规范制度而不是粗暴的灭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