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佛教在中国有深远的影响和广泛的传播
从建筑的角度来讲,
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原始宗教的融合，二是与民俗文化的融合。
原始宗教是我国最早兴起的宗教形式，分为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这两者在寺院建筑上都有体现，尤以自然崇拜最为突出。自然崇拜实质上是早期人类对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神化了的崇拜，和一些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从远古开始，人们就认为天圆地方，这种思想一直贯穿我国封建时代，藻井就是这种解释在寺院建筑中的具体体现。一般在殿堂内部，大型寺院的顶部结构多用拱斗式，我们看到的有椽子、藻井等。藻井是一种位于顶部较大的顶部穹隆状的天花象一只倒扣的碗，一般是方形多边形或圆形的凹面，因饰以花纹、雕刻和彩画，故定此名。它一般用于尊贵的建筑内，如神佛顶上。至明清，这种藻井演变成比
例较大的主形格，其花纹多彩绘，画以团花龙凤，称天花板。北京石景山的法海寺大雄宝殿的藻井就很有代表性。法海寺正殿供横三世佛，故有三个藻井。这三个藻井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每个高一米，周围斗拱分作三层，层层上收，底层直径2.94米，上层直径2.45米。每层斗拱都有精美的小木块雕刻装饰而成，每个小木块长33厘米，宽21厘米，厚5厘米，制作异常精细：每个藻井底部都绘有不同的曼陀罗，这些曼陀罗均以梵字代表佛、菩萨像，两侧填以绿色蔓草，靛蓝色地，描金，是明代作品，为法海寺一绝。在皇宫中，也有藻井，是在皇帝宝座之上，这也是帝王与神佛的又一个相同之处。
佛教和中国民俗文化的融合，在寺院建筑上主要体现在殿堂外部的装饰上。虽然殿堂多为红墙，但有的寺院殿堂山墙上也饰有浮雕，其中有的就是我国古代民居中建筑外部装饰的浮雕。这种浮雕往往用图案本身或其谐音来象征吉祥幸福。这类题材和佛，教关系不大的吉祥图案，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俗建筑的特色。如五台山的南山寺和佑国寺中，许多围墙和栏杆上的图案，就取材于佛教和民间传说。在佑国寺中满眼都是琳琅满目的汉白玉浮雕，内容之丰富简直让人不相信是到了寺庙：属于花鸟鱼虫的，有松竹梅，瓶中花，行狮卧虎，鲜桃石榴，凤凰展翅，鹿登梅山；属于历史的，有朱买臣负荆读书，李密挂角观卷，三顾茅庐，火烧赤壁，苏武牧羊，太公钓鱼；属于神话的，有萧史引凤，松下问童，天女散花，嫦娥奔月，孙悟空登天，钟子期弹琴；此外还有福寿禄三星，鹿鹤同春，二龙戏珠等等，造型优美，生动传神，简直是一派流光溢彩的神仙境界，一幅多彩的人间图画。
除此之外，在有些寺院中还会看到牌坊。山西五台山龙泉寺寺前就有一座汉白玉石牌坊，这座牌坊刻满奇花异草，飞檐走兽，仅龙就刻了89条。牌坊建于本世纪初，耗银36400多两，动用一百余人，历时六载，才得以竣工，是首冠五台山的艺术珍品。这种中国独有的建筑会出现在寺院中，本身就说明了佛教已完全融人了中国文化。
为什么要造佛像？造佛像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造佛像呢?
照佛教的说法，“释迦摩尼佛正法世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所谓象法，就是以形象（或绘佛像或雕佛像）教人，又称“象教”，造佛像就是源于此说。
我国佛教造像成为一种艺术，是从东晋末年戴逵、戴父子雕塑佛像开始的。东晋末年正是佛教勃兴的时代，许多佛教界的着名人士都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如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空宗大师释道安及其弟子释慧远，第一个西行取经的名僧法显等。佛教的勃兴带来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兴盛。除了戴氏父子的雕像艺术外，还有以史称“三绝”的大画师顾恺之为代表的绘像艺术，佛教丰富了他们艺术创作的题材和技巧。
戴氏父子开创的是寺庙佛教造像艺术，佛教造像艺术的另一种形式是石窟造像。我国最早的石窟造像是建于东汉末年的新疆佛教石窟，而作为我国古代佛教艺术瑰宝流传至今的，是最着名的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佛的高大形象，以达到宣扬君权神授的目的，除了兴建寺庙外，同时还动员大批民工石匠，劈山削崖开凿了许多石窟，雕刻了许多佛像。这些佛教石窟虽起因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但它们同时也是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历代雕刻工匠和画匠们留下的极其珍贵的艺术遗产。
由于南方佛教发展的重点是在义理方面，不大重视佛教的“象教”，即形象教人，因此，佛教造像（主要是寺庙佛教造像）远不如北方的石窟佛教造像规模巨大，技术精湛。着名的三大石窟就是见证。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开凿于北方十六国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位于甘肃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开创人为乐尊和尚。相传一天黄昏，乐尊西游来到敦煌与鸣沙山相交接的三危山下。忽见鸣沙山峰顶金光万道，好像千万个佛。他认为这是圣地，就募人在鸣沙山东麓岩壁上开凿了莫高窟。后来的1000多年里，各朝各代相继在此开凿洞窟千余龛。现保存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1415尊。由于敦煌的石质比较松脆，不适于雕刻，所以石窟佛教艺术为极其细腻精美的大型壁画和塑像。壁画构图精细，栩栩如生；塑像色彩夸张，神态各异。窟内金碧辉煌，绚丽夺目。有人计算过，若将画面按两米高排列，可构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艺术宝库。
云冈石窟是北魏第5代皇帝文成帝拓跋浚在位时开凿的。文成帝的祖父太武帝拓跋焘曾发动过一次废佛运动，当灭除佛门的乌云笼罩北魏上空时，笃信佛教的太子晃暗地里保护下了许多佛经佛像和佛门弟子。拓跋焘拓跋晃父子相继死后，拓跋浚一继位，就立即下诏恢复佛教。他把父亲拓跋晃的生前好友、名僧昙曜请进皇宫，尊为法师。文成帝恢复佛教的第二年（公元453年），昙曜上书文成帝，说北魏历代皇帝祈福祷雨的平城西郊武州塞是座灵山，应该在这里劈山凿壁，开拓石窟，弘扬佛法。文成帝大喜，马上准奏，并请昙曜负责监造云冈石窟。
昙曜经过精心筹划，历时33年，终于开凿出了号称云冈石窟群中开凿时间最早、气势最雄伟的着名石窟--昙曜五窟。各窟中镌造主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主佛像均模拟北魏王朝道武、明元
、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象征北魏皇帝是如来佛的化身。其中一尊大佛的脸上和脚部都各嵌一黑石，据说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部位完全吻合。昙曜显然是在告示世人，文成帝就是佛的化身，君权神授，不可动摇。在大佛周围还雕刻有许多大小不等的佛像，簇拥着大佛，它们是群臣的象征。此外，还配有许多形状如
侏儒的矮小人像，象征民众和奴隶。石窟顶部为巨型浮雕，刻有手执乐器、凌空飞舞的飞天，把大佛衬托得更加雄伟庄严，更突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位。整个洞窟俨然是一幅封建统治的图象。
尽管北魏统治者建造石窟的本意是神化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当时造型艺术家高超精湛的技艺、超凡的胆量和伟大的气魄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依山开凿的佛像大者可与山比高，小者仅有几厘米。佛像表情各异，姿态万千，有的面目清秀，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魁伟，有的体态安祥。昙曜五窟中有一尊高达137米的巨型露天坐佛，面部丰满，造型雄伟，为云冈石窟的象征。另一尊释迦立像，身披千佛袈裟，东壁为诸弟子造像，雕凿技法娴熟，堪称佳作。一尊高达167米的释迦佛坐像，为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像。倚坐于须弥座上的交足弥勒佛，身着菩萨装，衣纹特殊，别具一格。
自昙曜之后，后人又在昙曜五窟周围继续开凿，从隋唐到明清，云冈石窟在不断扩建。现存洞窟40多个，雕刻的大小佛像、菩萨、飞天、供奉者等石像近10万个。还有不计其数的飞鸟异兽、楼台宝塔、树木花草等浮雕图案。洞中所雕内容有佛的本像，有佛的生平。画面有天上幻境，也有人世凡间。迄今保存最为完好、最为壮观的第六窟，开凿于孝文帝时期，全窟约60平方米，是云冈石窟群中最大的一窟。此窟中刻的是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佛的佛教故事，由33幅雕刻精美的连环画式画面构成。第八窟中雕有一只口衔小珠、爪趾雄健、半蹲半立的神鸟，状似孔雀，佛经中称之为“那罗延夫”，是印度人想象中的神灵异禽。石匠采用了秦汉以来我国固有的雕刻手法雕凿出这只异国神鸟，将中国的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的巧妙地融于一体，展示出1500多年前我国古老的雕刻艺术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八个字，最精辟地点明了云冈石窟乃是艺术史上绽开的一朵奇花。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随着北魏统治中心的转移，石窟艺术也从平城转移到洛阳。与云冈石窟同为雕刻佛像艺术杰出代表的龙门石窟应运而生。
龙门石窟始凿于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400年的扩建，共凿佛龛几千个，雕刻佛像97360尊，其中北魏所凿占约三分之一。
龙门石窟坐落在今洛阳南25里处的龙门山上。龙门山的两座石峰东西对峙，远看犹如巍峨壮丽的天然门户。滩多湍急的伊水河婉若一条矫健的游龙穿“门”而过，故此地得名“龙门”，又称“伊阙”（阙为缺的美称）。几千座石窟和露天佛龛点缀在两岸峭壁上，尤其是西岸，石窟群一去约二里，壮观无比。龙门石窟与山水美景相映成趣，雕刻艺术与自然景观绝妙结合，令人无比神往，引得历代文人墨客神游此地，吟诗作赋，赞叹不已。
龙门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二洞窟均为北魏时期的产物。
古阳洞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洞窟。古阳洞内两壁镌有三列佛龛，佛像雕琢得富丽精巧，图案纹饰丰富多彩。供奉者像姿态虔诚持重，生动逼真，颇具运动感。古阳洞左侧洞壁上，有一个房屋形状的佛龛，对于研究北魏时期房屋建筑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佛座前的一头威武雄壮的石狮子，肌肉强健，野性毕露，体现出北朝石像雕刻艺术的粗犷风格。古阳洞内的造像题记，书法质朴古拙，所谓“龙门二十品”，十九品都在此洞窟中。因此，古阳洞在龙门石窟中素有集北魏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的美喻。
宾阳洞分中、北、南三洞，又称“三龛”。其中以中洞最为古老最为着名。中洞开凿于北魏景明元年（公元500年），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建成，历时24年。主佛像释迦牟尼和两个弟子、菩萨，面相清瘦略长，衣纹折迭规整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色。南北两壁为一佛、二菩萨，洞顶雕刻莲花宝盖和10个迎风飘逸的伎乐飞天。洞口内壁两侧是两幅大型浮雕，其中一幅表现魏孝文帝和皇后礼拜佛祖的隆重场面，叫《帝后礼佛图》。雕刻得异常精美。可惜这幅雕刻艺术珍宝解放前被帝国主义分子盗往了国外。宾阳洞的南北两洞始刻于北魏，完成于唐初。
龙门石窟还保存了历代碑铭题记，总计约3680件，是研究我国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其中中外驰名的“龙门二十品”，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是魏碑书法艺术的精品。
与云冈石窟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龙门石窟在佛像造形、雕刻手法等方面与云冈石窟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云冈石窟的雕像都是直眉、长目、高鼻、厚唇，表情威严肃穆，衣着为右袒或通肩式。而龙门石窟中所雕佛像眼若纤月，眉作半弧，鼻翼丰满，嘴角微翘，若含微笑，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毫无胡服痕迹。这显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改制后汉化的反映。从古阳洞和宾阳洞壁上的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模仿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手法之处，如《帝后礼佛图》。可见，龙门石窟的雕刻已是南北艺术艺技融会交流的结晶。
北朝，尤其是北魏时期，佛教的兴盛，带来了我国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的蓬勃发展。敦煌莫高窟的雕塑艺术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石刻艺术，成为世界着名的艺术宝库，它们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才能和勤劳智慧，是我国乃至全人类的璀灿珍贵的文化遗产。
佛教艺术雕塑史上的犍陀罗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丝绸之路是古老的东西方贸易之路，是横贯亚、非、欧三洲的一条重要的陆路通道。几百年来，丝绸之路对沿线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东亚、东南亚与东非、西亚和南欧贯通起来。在这条古道上留下足迹最多的是商人和驼队，但最早和最坚毅的是西行学法和东游弘法的佛教徒。西行学法的最著名的就是高僧法显、高僧玄奘等人，而东游弘法的强大推手却是一位国王，他就是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这些西行东游的佛教徒的弘法求法来回往返过程中，也让世界各地的雕塑工艺汇聚、融合在古印度的佛教中心——犍陀罗。从而形成了一种举世闻名的佛教雕塑工艺风格——犍陀罗风格！
辩才天女浮雕 犍陀罗风格
其实，犍陀罗艺术风格并不是一古印度原生的艺术风格。它是在古印度原有的佛像、佛塔的雕塑技艺的基础之上，受到了来自中国、波斯、罗马和希腊等不同文明的雕塑技艺影响之后融合而成的。而它之所以被命名为“犍陀罗风格”，这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重大的关系。位于南亚的犍陀罗地区是当时的佛教圣地、佛教中心。正是因为它是佛教的圣地、中心，所以这个地方在阿育王推动对佛塔的崇拜之后，便对佛像、佛塔之类的宗教物品有着极大的需求，在需求的拉动下犍陀罗地区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佛像和佛塔的最重要的生产地和主销地（佛像、佛塔大多由石头雕刻而成，犍陀罗地区的石材适于雕琢，又处于佛教中心，对佛塔和佛像有大量的需求。因此犍陀罗地区也就成了佛塔、佛像的主产地和主销地）。
悉达多诞生浮雕 卡拉奇国家博物馆
佛塔崇拜与佛陀时代之前的古印度习俗有关，在佛陀时代之前的古印度就有在亡者遗骸之上建塔或修墓的习俗。关于这一习俗，在佛陀涅槃后的文献中这样记载，据载：人们在佛陀舍利之上建造佛塔用于崇拜，共建八座，而这八个佛塔分布在八个主要部落。于此相似，关于佛塔崇拜的记载也可以在数千年后西行求法朝圣的中国高僧法显和玄奘的西行游记中看到，在他们的游记中记述了：在舍卫城附近的一座小邑中存有佛舍利，其上矗立着与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等过去七佛有关的古佛塔。而这两段记载则有力的说明了，为亡者建造纪念塔已然是古印度一项古老的习俗。但是，早期佛教文献并没有关于阿育王之前民众或者僧侣们对佛塔进行大规模崇拜活动的记载。
所以说自佛陀涅槃后，建造在佛陀舍利之上的八座佛塔虽然一直是僧侣们崇拜的对象，但崇拜佛塔这一风俗在阿育王弘法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小范围的、自发性的活动。直到阿育王时代它才成为佛教徒们明显的大规模进行崇拜活动的对象。因为如果早期的僧侣确实有大量崇拜佛塔等纪念物的活动的话，那么文献肯定会对此有所记载。但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佛塔在阿育王之前就被公认为佛教信仰的标志。
而关于阿育王推动佛塔崇拜的举措主要归功于他打开了上述的八座佛陀舍利塔中的七座，并将这七座佛陀舍利细分给了王国中所有的主要城市，并在每个主要城市的舍利上都建造了宏伟的佛塔之后，佛塔才成为真正的佛教信仰标志。因此阿育王才是推动佛塔崇拜的第一人，才是犍陀罗风格的催化剂！
佛教对中国雕刻的影响
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出现了完全源自印度的宝塔，并且随处可见。在佛教未传入之前，我们是从来都没有这东西的，它是由印度的圆顶宝塔略加修改而成。这一种建筑形式，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山川景色的自然之美。如佛教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栖霞；三大石窟艺术：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
另外，在雕刻方面，中国古代只有石刻，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是没有立体的雕刻的，而佛教在这一方面却带来了立方体的雕刻。这一种立方体的雕刻首先出现在宗庙之中，随后出现在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如桥上的浮雕，生活饰品的雕刻等等。
浮雕的简史
人类社会存在以来，艺术一直是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始先民由于对自然现象还无法正确地解释，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原始雕塑艺术也作为祭祀信仰、崇拜观念的体现方式或表达形式而得以发展。山洞中的原始岩画和雕刻，最初表露出浮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原始特征。人类的物质生活，往往影响到精神上的表现。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用颜色和线条来表现狩猎采集生活所接触的自然对象，把它们描绘成平面的绘画，以表达人们对这些事物的关切。当人们发明线刻，意欲以岩石等硬质材料固定和保存这些形象时，最初的浮雕便产生了。随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了暗影表现法，逐渐由平面形相的涂绘进到对物象体积的关注。这种关注以及采用各种材料来达到体积表现的造型实践，促进了圆雕最初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陶器。与制陶相关的塑造技术和装饰技术，进一步促进了雕塑形态的发展。除彩绘线画外，不断推进的陶器装饰还发展出具有雕塑感的装饰形式，出现了立体的印纹、划纹、刻纹和堆纹等，甚至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陶质圆雕、浮雕或透雕。考古资料表明，与石雕一道构成原始雕塑的丰富面貌的陶塑包括泥塑，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地中海、欧洲中部西部以及中国等广大的文明区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浮雕艺术逐渐走向繁荣。在许多文明古国，为祈求死后永生而修造的陵墓，为祭祀祖先神灵而营建的庙宇，以及为颂扬帝王功业而树立的纪念碑，无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浮雕这种兼具雕塑的实体性和绘画的叙事性的表现形式，很大程度地适应于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取向，它为表现人们想象中的神圣世界或伊甸园般的天国理想，以及记录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方式和广阔的天地。 公元前25世纪，埃及已经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在那里大量的浮雕被用来装饰陵墓、庙宇和纪念碑。埃及人创造性地运用了三种典型姿态（①全部的正面；②绝对的侧面；③俯视的顶面）来塑造浮雕人物形象，努力营造一种静穆、神秘与威严的气氛。“纳米尔石板”的浮雕风格形式，标志着影响持久的埃及艺术程式的形成。其单纯简练的曲线造型和几何因素，在埃及古王国时期已趋于完善。有力的线性的塑造，使浮雕与题目、铭文的刻划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这里，硬直的阴刻线条强调了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动势”，而不再局限于再现一个现实化的形象和场面。
西亚的两河流域，孕育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浮雕艺术在两河流域的各个王国中呈现出不同风貌，而亚述王国的浮雕无疑达到了最高峰。亚述浮雕遵循叙事原则，以宏大的构图和细腻的刻画，铭记了国王的伟大功业和历代王国的兴衰荣辱。写实风格的《纳拉姆辛纪功碑》朴素而庄严，其构图巧妙，人物安排得当，对国王、侍从和敌人都作了出色的描绘；对体积感的强调和肌肉的夸张表现，赋予浮雕形式以遒劲而蕴藉的张力。《受伤的牝狮》也是亚述浮雕的代表作，它以生动准确的线条，精妙地把握住感人的瞬间动态，充分显示了亚述艺术家刻划形象、渲染气氛的高度才能。新巴比伦时期的琉璃陶浮雕，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与亚述王国的平面式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它以高浮雕的形式来塑造形象，然后再施以釉色装饰，这使得造型主体更加生动且具有真实感。新巴比伦的琉璃陶浮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亚述的艺术传统。 在古代印度，最受重视且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是雕塑。浮雕形式成为寺庙雕刻的主要装饰手段。作为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巴尔胡特宰堵波的围栏浮雕，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以线刻为主的浅浮雕，丰富内容的形象挤满了画面，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充实感和独具匠心的构图处理。密集紧凑的填充式构图和一图数景的连续性构图，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现实的时空局限，获得了艺术上的表现自由。作为神圣的象征，理想的人体造型为印度和古希腊人所认同，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强调人体的肉感，坦诚接受并歌颂肉体的存在。《约克西像》以优美的s形曲线，体现了合乎印度审美规范和艺术程式的标准的女性人体美，象所有代表印度教或佛教信仰的神像一样，该作也表露出惹人注目的性特征。这一切构成并赋予印度浮雕以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致上，柬埔寨浮雕艺术比它的印度原型更强调抽象性。偏爱对称而不喜欢有机的线条，造型以近乎几何形的对称为主要特色，这种特质似乎暗示著有别于其它宗教体制的思想信仰上的奥妙与神秘。柬埔寨的浮雕艺术较少印度式的肉体真实感，它似乎更加关注超越尘俗的神圣力量。在东南亚，吴哥浮雕所显示的高超技巧和艺术倾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以墨西哥为中心遍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早已闻名遐迩，在那里，浮雕以其独特的形式装饰着巨大的神庙建筑。玛雅的装饰性浮雕，将政治变化、宗教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复杂场景，表现于墙板、楼梯、门楣及方柱。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古典艺术不同，玛雅文化的这些浮雕作品，有一种方正的块状感和庄重感，加上以剪切手法处理的造型，使玛雅艺术显得十分独特。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中国的浮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石窟造像的兴起为浮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飞天形象的出现和演变，显示了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接受。其飘逸的动势以及极富节奏和韵律感的飘带，体现了中国浮雕以线造型为主的风格。三度空间所特有的体积感、重量感，在这一时期的浮雕上显现出增进表达深度和造就凝重气氛的优势。魏晋的飞天浮雕形式，初步表现出对深度的探索。魏晋浮雕艺术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它把以往那种近乎于平面的线刻形态，发展成突出主体的丰满浮雕。这里所表露的、出于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佛的庄重之需要的对“体量” 的兴趣，使天王、力士造像随后大大地繁
荣起来。多置于石窟外壁的力士造型，总处在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中，因此浅浮雕显然不如近乎圆雕的高浮雕装饰更为适合。
在欧洲，与中国秦汉王朝遥相呼应的是强大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凭借其政治、军事上的天才，创建了庞大的帝国。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讲求实际，从希腊文明中取其所好，然后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罗马人的浮雕艺术延续着东方和希腊的古典法则，他们为庆祝胜利高奏凯歌修筑起凯旋门和纪念碑，并使之遍布浮雕饰带。象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图拉真纪念柱》等最富罗马特色的浮雕代表作，对于罗马人来说，无疑充分地满足了他们叙述帝国故事的爱好和热情。为纪念图拉真皇帝的功绩而建造的《图拉真像柱》，柱高27米，1米宽的浮雕饰带围之盘旋23圈，它完整地叙述了图拉真征服达西亚人的战斗故事。雕塑家将希腊艺术几百年来的技法和成就都用在这些战功记事的作品之中，但罗马人为使后人牢记其功德，而强调清楚的叙事和全部细节的准确表现。艺术的性质出现了某种改变，其主要目标已不再是和谐、优美和戏剧性的表现。与纪念柱同样著名的《和平祭坛》，在浮雕的技巧上略有突破。罗马艺术家在处理空间和深度上比希腊古典艺术家有所进步，如祭坛浮雕，他们处理平面化人物背景的柔软性，在技术上更到位些，几乎把后面的人物消失在背景之中的处理手法，将前面的人物浮雕层次托得更高。 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基督教的盛行，使欧洲中世纪艺术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法国，多为建筑装饰的哥特式雕刻，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随宗教观念由“神圣化”向“人性化”的转变，建筑雕饰也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并逐步从墙面上独立出来，促成了新的雕塑风格的形成。这种风格突显于法国沙特尔教学正门上的浮雕，其人像比例适应建筑柱身形状的要求，形体被极度拉长，形成瘦长清秀的风格。裹住柱身的人像浮雕，头部探出柱身，浑圆且真实，它们不再是浅浮雕，而是几乎独立于柱头的高浮雕。这种力图摆脱建筑框架制约的尝试，使以后二、三百年的法国雕刻走向真实的空间和真实的生命。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佛教盛行的中国隋唐，石窟造像的营造和布局，为浮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使这一时期成为继商周、秦汉之后，浮雕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它的最大突破是，变从前的浅平线刻形式为立体而丰满的高浮雕。 文艺复兴时代，在新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一种不同于中世纪表现性艺术的新艺术风尚应运而生，艺术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人生和社会生活，努力将科学、艺术结合起来。雕塑家以理学的明智去认识世界，在肯定希腊、罗马写实雕塑的基础上，注重透视、解剖等科学的艺术研究，促使浮雕艺术日趋发展和繁荣。由吉贝尔蒂所作的佛罗伦萨洗礼堂铜门《天国之门》，运用科学的透视学原理，巧妙地将绘画透视法跟雕塑的主体空间效果相结合，其中背景部分的建筑物几乎是以画家的单一视点透视法来构成的。浮雕下部的人物采用了高浮雕形式，一部分人物的头部甚至被处理为圆雕。这种由高浮雕向浅浮雕过渡的表现形式，被艺术家运用得自然、妥贴和悦目。这一时期，浮雕线性透视技法的发现，使西方浮雕写实技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多那太罗在浮雕《希律王的宴会》中，通过运用绘画性的线性透视方法，对其背景作了引人注目的实验，即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用制造空间深度错觉来取代中世纪绘画或浮雕中的平面装饰效果。这种背景处理方法，成为西方美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色。
16世纪法国在浮雕方面的突出代表首推让·古戎。他的浮雕《无罪的喷泉》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既有古典韵味，又富有人情味。作品中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思想的冲击，是对人和自然的赞美。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洗礼的艺术家们，面对前人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不得不试图以形式上的创新去进行超越。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的扩展及资本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城市文明的进一步繁荣，促使浮雕艺术在建筑、园林、广场、街道等方面以持续的发展向前推进。
《1792年的出发》是雕塑家吕德为巴黎星形广场凯旋门创作的高浮雕。与凯旋门上的其它三块主题浮雕相比，它显得更为庄严、雄伟。雕塑家巧妙地运用了联想与照应的处理手法，通过一面向前迈进，一面伸手向后召唤的自由女神和蓄鬓男子的动势，让人们自然地感受到跟随其后的人流；由于运用照应手法把人群分上下两层，越发使人感到他们向前的运动是急速有力和真实的，以至造成雕像人物似乎要走出墙面的感觉。《出发》是这一时期法国浪漫主义雕刻的典范之作，采用类似手法的作品还有吕德的学生卡尔波所作的《舞蹈》，它们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仅善于处理雕塑的动态节奏和起伏变化，而且能很好地适应建筑墙面的整体。这一切突破了古典浮雕稳定而又显死板的格式，使浮雕在有限的空间中具有无限的活力与生机。 19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受工业文明的影响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传统的审美价值和观念受到挑战。在变革的形势之下，各种主题的浮雕纷纷脱离所装饰的主体而趋向独立发展，风格形式日趋多样化。
法国雕塑家罗丹，以它卓越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启动了雕塑变革的引擎，使他成为西方雕塑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界标。罗丹在浮雕领域的天才力作是倾注他毕生精力的《地狱之门》。他几乎下意识地将自己对人物、社会的自我体验和真知灼见反映在了作品中，使其具有深刻的人性和巨大的魅力。《地狱之门》不同于以往的建筑性装饰浮雕。以前类似的浮雕多是按故事情节来构图，分割布局显得有条有理，合乎情节发展的逻辑。而这件作品虽然只表现一个主题，但其构图却是不规整的。它当然包含着精心的构思和布局，但整体看去，一切似乎铺天盖地而来，在门的每一空隙处都雕刻有被打下地狱的人。由于平面上起伏交错的高浮雕和浅浮雕，形成了复杂而变幻莫测的暗影，整个大门显得阴森沉郁，充满运动感，并仿佛响彻着地狱的嘈杂之声。当作品第一次以独立的石膏代替品竖立在巴黎公共广场的时候，竟遭至巴黎美术学院学生们的攻击，以至砸成上百碎片。今天，当人们由衷地欣赏罗丹的作品时，是很难想象作者当年受到怎样的冷遇和指责。但历史最终选择了罗丹，这真是很有嘲讽意味的。
在浮雕领域，罗丹的学生布德尔表现出了比先生更具挑战性的形式探索和实践。他吸收埃及、印度特别是中世纪哥特式雕塑的装饰特性，强调在浮雕上追求建筑感，注意将建筑中的构成因素运用到浮雕中去。他的浮雕作品总是将背景进行平面的几何化处理，简洁、概括、方直的塑造手法和风格面貌，形成了布德尔雕塑语言独特性。 浮雕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圆雕愈益趋向独立发展的革命性变化，浮雕也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传达着更具独立意义的精神内涵。与绘画、圆雕一样，这一时期的浮雕艺术受到众多流派风格的影响，象征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波普艺术等等，在浮雕领域都有所表现。就整体而言，一百年间的浮雕艺术呈现二大走向。一种沿着罗丹的路线继续推进，大体属于写实范畴。一批卓有成效、影响广泛的雕塑家活跃其中，如布德尔、马约尔、柯勒惠之，麦尼埃、贾克莫·曼组、奥古斯丁基奇以及稍后时期的乔治·让克洛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中，他们始终坚持作为雕塑传统的体量和具象形式，同时也根据自身的感受和接触到的新思想，进行各有特色的现代风格形式探索。一种则另辟蹊径，背道而驰。这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汇集诸多流派或主线的庞大队伍，他们以趋向多元化极端的各种形式探索，在反传统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高更、马蒂斯、阿尔普等一批雕塑家，于20世纪的初期将绘画上的革新实验引入雕塑领域，为现代浮雕突破传统体量观念的空间拓展迈出了第一步。
回顾世界浮雕艺术的演进过程，可以说浮雕艺术是在继承、借鉴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各个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都对浮雕艺术建设与探索做出过值得记取的贡献，毫无疑问，来自整个人类的所有的历史成就和实践经验，都为浮雕艺术的未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雕塑运动在持续的空间突破中，于80年代进入往往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去辨析各种风格间的关系。支持人们作出确切判断的艺术规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已不存在也未再产生。其实，多元化本身已无形地成为反规范的“规范”——任何一种东西，无论它怎样极端怎样地缺乏认同者，只要被谁认作“艺术”它就是艺术。在此情况下，艺术只剩“艺术”这一词语形式，而毫无足以界定它的实质性的内涵。观念综合型浮雕也已处在难以规范和界定的境地，并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趋势中逐渐走向对浮雕自身以至艺术自身的彻底消解。
为什么印度在佛教产生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人形佛像
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就在印度产生了，然 而直到公元1世纪，印度才出现了人形佛像， 这是为什么呢？
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阿育王十分笃信佛教，在他统 治期间，不仅派使节将佛教传播到阿富汗、缅甸、斯里兰卡等国，而且还为了藏佛陀舍利建 造了几万座佛塔。在阿育王时代，留下了大量 的佛传故事浮雕，而在这些浮雕中，都没有看 到人形的佛像。这主要是受到了南传佛教观念的影响。
南传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是因为舍弃了 肉体之躯，才进入了淫槃的境界，他是超越凡 人的神，绝不能以凡人的姿态来显示佛的存在。因此，早期佛教雕刻中表现得最多的是佛 传和本生。佛传是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故事， 本生是释迦牟尼前世普渡众生的故事。佛传 故事中仅以菩提树、法轮、台座、足迹等象征物暗示佛陀的存在。本生故事中则多以动物 形象表示佛陀。因此，隐喻和暗示，是印度早 期佛教雕刻在表现佛陀时所惯用的手法。
那么，人形佛像是何时在印度出现的 呢？据考古发掘，印度人形佛像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贵霜王朝迦腻色迦时代。孔雀王朝之后，贵霜王朝建立，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日 益频繁，加上迦腻色迦时代的宗教政策比较 宽容，佛教开始由南传向中期大乘转变。大乘 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多神论思想，附佛陀以化身，这引起了印度佛教艺术的改革。古希 腊有模仿健美的人体建造神像的习俗，贵霜 王朝在犍陀罗地区建起大批佛塔寺院的同时， 也仿照希腊、罗马神像的艺术风格雕刻了大量佛像、菩萨像。自此，印度才开始出现人形 佛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