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于他具备广博的学问和探究事理的“穷理”精神。他不仅总结了北宋以来各派学说并融会贯通，同时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将之纳入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对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知识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认为它虽是“小道”，却不是“异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理学家中是无人能及的。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以理气说为中心内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范畴，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强调理本气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学说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做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另外，他肯定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认为质变是在渐变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知行学说，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注意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性命之说也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类禀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义礼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质的形体，禀受的气有清浊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恶之分。朱熹从先天气禀的不同来论证人的贤愚善恶，从而说明了封建社会善恶是非的先天根据。对于“理”和“欲”的问题，他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欲，同情异行”，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就是与“天理”对立的，所以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就“人欲横行”，体现为“霸道”政治。
总之，朱熹的学说可以说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著作丰富，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他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了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熹，字元晦，又称“朱子”，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朱熹自幼好学，十九岁即中进士，三年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赴任途中，结识了程颐，程颢的三传弟子李侗。绍兴二十八年，朱熹决定师从李侗，由此为延承二程学说，建立程朱理学，并使理学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上帝在为你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定会再给你打开一扇天窗。朱熹仕途略显坎坷，在朝做官仅46天。但他为教育事业和理学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朱熹先后修缮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亲自分别为两所书院制定了院规，这为朱熹教授理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此外，朱熹提出了“四书”概念，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编纂了对封建社会中后期产生深远影响的《四书章句集注》。
之所以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因为朱熹不仅吸取总结了以往的理学理论和主张，还使理学更为系统化，体系化，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元代开始，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在科举考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定程度上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
关于朱熹，我们所熟知的应该是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其实质是强化了“三纲五常”。同时，“三纲五常”也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外在表现形式。朱熹的理学以二程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家，道家的思想。
“理”与“气”
理学的最高范畴是“理”。理是形而上者，先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气是形而下者，有形，有具。理是第一性，气是第二性。理与气之间，理是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离不开气。朱熹认为万物皆有其理，万物之理终归一，即“太极”。同时，理也是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
格物致知
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对知与行的看法。朱熹认为，做到格物致知，就能够跻身至圣人的境界。如若做不到，那就请安静地做个普通的凡人好了。在知行关系上，朱熹认为先知后行。而认识来源于实践，显然，朱熹的知行观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的。
人性二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