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迎风寺的建筑特色是什么
没有迎风寺，只有迎江寺！
寺由殿、堂、阁、楼、房、塔、园等古建筑群组合而成，占地2.2万平方米。临江的山门上嵌有清光绪帝手书的“迎江寺”3个楷书金字，雄浑稳健，光彩熠熠。汉白玉石的门券上嵌有四爪神龙浮雕，翘首扬尾，势若扑江。山门左右分置大铁锚，重约3吨，为众寺院所不有。步入山门即为天王大殿，弥勒佛端坐神龛内，四大天王分列两侧，神态各异。拾级28阶而上，为赵朴初手书匾额的大雄宝展。殿内，如来佛慈眉善目，阿难、迦叶祥和稽首；文殊、普贤、观音、地藏4大菩萨和药师大佛、阿弥陀佛及降龙伏虎十八罗汉，各具神韵，栩栩如生。后为毗卢殿，神佛毗卢遮那和帝释、大梵两大天王，神色庄严，雄踞殿中，殿后是四海龙王朝观音的“海岛”群雕。第四殿为藏经楼，珍藏有明光宗敕赐描金《妙法莲华经》和素描观音大士像等瑰宝。全寺供奉的神像、佛像近500尊，还有清乾隆帝、西太后慈禧所御赐的金字匾额“善狮子吼”和“妙明园镜”等。
数百年来，迎江寺香火旺盛，名僧辈出。僧徒多时达千人，故有青铜铸“千人锅”遗存寺中。历代文人墨客、名宦大臣多莅寺观光揽胜。寺内供香客、游人用膳休憩的迎江阁楼，可细品“贵者难尽识，但觉巧烹调”的传统素食素菜。掩映在花木丛中的“宜园”、“可亭”、“望塔亭”等，亦是别具特色的胜迹。
安庆没有迎风寺，只有迎江寺
佛教传入安徽的最早纪录，大约可追溯到汉永平十三年 （公元70年），楚王英因“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及“尚浮屠（佛陀）之仁祠”而被贬丹阳郡泾县（今宣城泾县一带），随其南徙者有数千人。宣城与安庆仅一江之隔，楚王英的早期佛教对安庆不可能不有所影响。虽然佛教传入安庆确切的历史现已无从查考，但从现有的资料看，至少在东晋大兴年间，安庆境内的太湖、潜山等地已有了关于寺僧的活动。
迎江寺现为安庆市第一大寺，其规模在江淮之间也屈指可数。迎江寺中的振风塔被认为是沿江一带最高的寺塔，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并有“过了安庆不说塔”的民间俗语。至于迎江寺建寺的历史，“文革”后出版的一些文史资料以及某些工具书多认为：“迎江寺由僧人涵万初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如政协安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及安庆市图书馆资料室合编的《安庆史话》（1979年版）第197页中“迎江寺和振风塔”一文称：“据《法门龙象传》记载，北宋时，涵万和尚（生于937年——五代时后晋天福二年）在970年（开宝三年）去四川峨眉山，路过安庆，看见安庆背山面江，风景清幽，决定结茅安禅，立愿建庙。自开宝四年（971）起四方劝募，日夜经营，于开宝七年（974）建成迎江寺，前后三进。”黄山书社“安徽风光丛书”中《安庆》一书（1986年11月版）第8页也称：“据《法门龙象传》记载：宋名僧涵万在去四川峨眉山路过盛唐湾宜城渡（今安庆境内）时，看见这里背山面江，风景优美，决定结茅安禅，立愿建庙。从开宝三年（970）起，他一边劝募一边兴工，前后经过四年的努力，于开宝七年（974）建成万佛寺。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邑绅阮自华集资扩建……”而《安徽百科全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在介绍迎江寺时也有同样的说法，如第806页中：“迎江寺……该寺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
1990年，在我与皖老合著的《迎江寺传说》（黄山书社1991年版）中，执笔的我，同样引用了这一资料，该书的首篇，即有“风雨再三，涵万建寺”一文。
1997年，皖老主动隐退，让贤于后人，决心在他生命的末年完成《迎江寺志》的编纂工作。承皖老的信任，我被他请为主编。编志不同于编民间传说，我开始对迎江寺的历史进行一系列翔实而认真的考察，终于发觉，上述结论，都只是出现在“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资料和工具书中，而“文革”之前的所有史料均无类似记载。至此，我开始对“北宋开宝七年涵万建迎江寺”的说法表示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那一段特殊时期的渐近结束，一些文献开始纠正这一说法。如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于1994年8月合编的《安庆文史资料》“民族宗教专辑”中第50页“寺塔沿革”一章中介绍迎江寺时称：“迎江寺始建时间，现在唯一可考的是《安庆府志》和《怀宁县志》，其上曰：‘明万历己未（1619）怀宁县士绅阮自华募建。始建之寺，庙小业小，不甚出名。’”
安庆自宋设府以来，明、清两代多次修志，而《安庆府志》及《怀宁县志》是现存的两种最早的方志，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安庆历史的唯一可信的志书。为此，我专门去安庆图书馆查看了《安庆府志》，“寺观”栏中有这样的记载：“迎江寺，在枞阳门外，明万历己未邑绅阮自华募建，光宗御书护国永昌禅寺，特建翰宸楼贮之……”《怀宁县志》在卷九“祠祭”栏也有同样的记载：“迎江寺，万佛塔（俗名振风塔），在枞阳门外。明万历己未邑绅阮自华募建……”至于明光宗（即朱常洛）御书“护国永昌禅寺”，这是迎江寺最早受到皇封的历史记载。由此，我开始逐渐推翻“开宝七年涵万建迎江寺”的错误结论。
安庆师范学院已故教授乌以风先生是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一次我在无意中查看他耗十数年心血编纂的《天柱山志》，其中的“人物”篇中有阮自华的条目：“阮自华，平生曾创建两大佛寺，即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为迎接达观和尚说法而与桐城吴应宾请敕建天柱山佛光寺，以及四十七年己未（1619）募建的迎江寺。”
似乎是为我对这一段历史的疑惑提供佐证，一同协助皖老编纂《迎江寺志》的蔡小愚、谢明奎两位先生将他们抄录的两块碑记示我。这是现存于迎江寺及安庆市博物馆内的两块完好的古碑，其中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振风塔暨殿宇山门碑记》称：“……万历己未，郡守阮公自华募建头山门、大雄宝殿、宸翰楼、三官殿，并装修前后佛像。光宗御书护国永昌禅寺。”而另一块刻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碑记则称：“护国永昌禅寺，又名迎江，与振风万佛塔并建，历称胜境。”建于1570年的振风塔与建于1619年的迎江寺虽然相隔近50年之久，但对于事隔270年后的清光绪年间的人来说，50年应该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况且两大工程又都出自明代，说振风塔与迎江寺“并建”是可以被今人理解的。
将迎江寺建寺历史从 “北宋开宝七年 （974）”改为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这是我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当我把这一结论告知皖老时，这位为迎江寺献出毕生之爱的老人久久沉默，一脸沉郁。对于一座曾被号称“千年古刹”的掌门人来说，这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然而第二天清晨，皖老即给我打来电话，经过一夜痛苦思索的老人在电话中说：“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决不图一时之快，图做历史的老大，从而做出欺骗后人的事情。”皖老的态度，让我感动，也让我欣慰。就这样，我在迎江寺历史上第一部寺志成书之时，把迎江寺历史砍去650年。《迎江寺志》于2001年底正式出版，而皖老于半年后魂归极乐。
